机制

娱乐文化审查：明星、粉丝与作品怎样被纳入治理

文娱治理把作品内容、艺人道德、粉丝组织、资本和平台热度放进同一监管框架。

2021年8月底，一场整治同时打向明星、粉丝和平台

2021年8月27日上午，上海税务部门公布演员郑爽偷逃税案。调查认定，她在2019年至2020年未依法申报个人收入1.91亿元，偷税4526.96万元，另有少缴税款。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2.99亿元。案件还揭开了1.56亿元片酬、拆分合同和以企业增资掩盖收入的做法。^[3]

同一天，中央网信办发布十项“饭圈”治理措施。文件取消明星个人榜单，降低点赞和签到对作品排行的权重，要求粉丝团账号得到经纪公司授权，禁止未成年人打赏和应援消费，并命令平台清理打投、集资、控评和明星八卦群组。平台若发现不及时或管理不到位，将面临从重处罚。^[1]

9月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再发通知。电视台和网络视听平台选用艺人时，要审查政治素养、道德品行、艺术水准和社会评价。文件禁止使用“政治立场不正确、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停止偶像养成节目，限制高价片酬，还要求节目杜绝被官方称为“娘炮”的审美。^[2]

六天之内，税务、网信和广电部门把明星收入、作品、外表、政治立场、粉丝行为和平台流量塞进一套治理框架。中共借真正存在的偷税、诱导消费和网络攻击问题扩大监管权，把整个娱乐行业改造成随时接受政治处分的组织体系。

传统内容审查主要决定剧本能否拍摄、电影能否上映、歌曲能否发行。现在的治理还审查创作者本人。艺人的历史言论、国籍争议、私人关系、税务和被定义为“失德”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已经完成的作品。平台会删掉姓名、撤下节目、关闭账号，让合作演员和制作团队共同承担损失。

这种连带责任迫使制片方在开机前调查演员。合同加入政治、道德和税务条款，品牌准备快速解约，经纪公司监控艺人社交账号。审查因而提前到选角和投资阶段。监管部门无需逐部下令，行业会主动排除可能带来政治风险的人。

“失德”没有稳定的法律边界。犯罪和逃税可以依据法律调查，政治立场、审美和私生活则由宣传口径决定。同一种行为可能多年无人处理，也可能在政治运动中突然成为全网封杀理由。当处分标准由中共随时解释，艺人只能把公开服从当作职业保险。

娱乐影响力高度依赖平台。热搜、榜单、推荐页、短视频剪辑和粉丝账号决定艺人能否被看见。中央网信办没有亲自管理每个群聊，它要求网站承担主体责任。平台为了避免处罚，会扩大删除范围，并把风险传给经纪公司。

2021年的通知要求粉丝团接受艺人工作室授权。这一规定把原本松散的观众社群纳入正式责任链。粉丝若集资、辱骂或发动举报，经纪公司和艺人账号可能一同限流或关闭。工作室为了保护艺人，便要监督粉丝管理员和群组内容。国家通过平台和商业合同获得了对私人社群的间接管理。

取消榜单也有双重效果。它能够减少平台诱导未成年人花钱打投，也让监管者更容易决定哪些艺人和作品获得公共可见性。官方文件提出用“作品导向”和“专业性评价”替代粉丝数据，而谁来定义正确作品与专业评价，仍由受党领导的行业机构和平台掌握。

广电总局把妆容、服饰和表演风格列为监管事项，并使用侮辱女性化男性的词语。这类规定没有保护观众免受伤害，它要求男性形象符合国家认可的阳刚标准。中共把性别表达与民族强弱联系起来，把偏离官方审美的人描述成文化威胁。

审美命令会进入选角、造型、广告和校园文化。制作公司担心柔弱、精致或性别模糊的男性形象触线，便选择更安全的外表和故事。同性情感、跨性别经验和其他非主流生活方式更难得到正面呈现。观众看到的所谓社会共识，其实经过监管者提前筛选。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党国话语词典说明“正能量”“正确导向”等词如何在宣传体系中规定可接受表达。^[6] 这些词听起来宽泛，执行时却能决定一部作品、一个人和一种生活方式能否出现。

饭圈确实存在集资欺诈、网络围攻、数据造假和对未成年人的商业剥削。中共关注的范围还包括粉丝自发形成的组织能力。大型后援会能迅速筹钱、分工、制作内容并发动成千上万人行动，这种独立协调能力天然引起一党政权警惕。

治理文件要求粉丝组织依附经纪公司，平台保存数据，管理员承担责任。群众活动由此重新进入可识别、可追责的结构。保护未成年人提供了容易获得支持的理由，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则在通知结尾写明。监管目标包括消费者权益，也包括消除党国无法直接控制的集体行动。

党章要求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4] 爱国主义教育法又要求广播、电视、出版和网络平台制作传播爱国主义内容，鼓励文艺创作突出爱国导向。^[5] 娱乐行业因此承担明确的政治教育任务。历史剧、综艺、偶像和流行歌曲都要帮助党国叙事占据日常时间。

市场热度只有在服从政治方向时才得到保护。明星可以拥有数千万粉丝，却必须随时转发官方口号、在国家纪念日表态，并在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使用北京规定的语言。沉默也可能被解释为态度问题。中共借明星的私人魅力传播政治忠诚，又在明星形成独立影响力后提醒他们，所有可见性都来自平台许可。

娱乐文化审查的残酷之处，在于它让一个人突然从公共记忆中消失。旧作品被撤下，搜索结果清空，合作方删除合影，媒体停止提及。观众无法得到完整说明，只能通过消失本身学习政治边界。下一位创作者会更早删改作品，下一家平台会更快执行命令。

对文娱治理的审查应区分明确违法行为与政治处分。税务案件需要公开证据、法律依据和救济程序；作品下架、账号关闭和职业禁令也应说明决定机关、期限和申诉渠道。中共拒绝这种透明度，因为模糊和突然正是威慑行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