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
一条标记怎样变成基层任务：IJOP的部门链
重建IJOP从政府推动、数据接入、平台标记到基层核查和人工处置的机构链，并说明公开证据的边界。
目录
IJOP标记进入基层处置的机构顺序
公开材料只能确认各环节的部分连接，不能复原完整后台算法或每一个案决定。
2016年，新疆开始培训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
2016年12月25日，新疆自治区副主席主持“大数据”支撑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培训会议。政府公报没有公开平台怎样计算风险，却表明IJOP已经进入自治区层面的工作安排。[1]
随后出现的企业文件补上工程建设一环。立昂技术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称，公司在喀什和阿克苏开展监控项目，并承接喀什一体化作战平台建设。[2] 自治区推动培训，地方采购技术系统，承包商建设平台。IJOP从一开始就不是脱离政府运行的算法产品，而是党国安全工程的一部分。
行业数据和基层治理被接进同一平台
新疆商务部门2019年的材料显示，二手车交易系统与政法委平台及IJOP共享信息，交易中的人员、证件、车辆和图像资料会被实时比对，并上传公安交管部门。[4] 这份记录揭示了一个具体数据入口，也显示普通商业活动怎样进入安全系统。
平台另一端连接社区、警务站和网格。沙依巴克区规划把社区IJOP、便民警务站和网格管理放进常态化反恐维稳体系，并与快速处置机制相连。[3] 行业部门供数，平台形成线索，基层人员核查，公安和其他机关处置。算法之所以具有强制力，是因为它背后站着一整条行政链。
手机应用把系统标记变成调查任务
人权观察逆向分析2017版IJOP移动应用后发现，工作人员可以采集个人信息，报告人员和车辆，按姓名、身份证号或住址检索，并接收“调查任务”后反馈结果。任务字段涉及人员、设备、位置和关系。[5]
研究人员没有账号，也没有登录服务器取得真实数据，因此移动端代码没有揭示完整后台算法、实际名单和所有权限。它揭示的是基层操作方式：平台把数据整理成标记，再把标记送到工作人员手中。机器没有独自完成最终决定，人却是在机器划定的怀疑范围内开展调查。[5]
2017年内部通报把标记与拘押连接起来
ICIJ公布的2017年内部通报描述了名单生成后的流程。工作人员调查IJOP标记对象，再决定拘禁或从名单中核减。第14号通报称，一周内有24,412人被标记为“可疑”，其中15,683人被送入教培中心，另有706人被正式逮捕。[6]
这些数字来自经专家核验的泄露文件，不是公开司法统计，也不能说明每名当事人的完整经过。它们仍然揭开了最重要的制度连接：平台标记并未停留在屏幕上，而是进入调查、分类和拘押程序。数字系统扩大了国家寻找“风险人口”的能力，基层机关则把数据判断转成现实强制。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22年评估也指出，公开材料显示IJOP聚合多类数据，依据特定行为和指标标记人员，并可能触发警务跟进，包括转介至教培中心或其他拘禁设施。评估把这种运行放在针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群体的差别化监控环境中分析。[7]
软件错误进入行政链后会伤害真实的人
美联社2025年调查援引泄露邮件、内部文件、采购记录和访谈，称工程师曾修复一个把数百人错误列为高风险的软件问题。[8] 错误不是停留在测试环境中的技术缺陷。标记一旦进入基层任务，就可能引发调查和处置。
责任因此不能推给“算法”。承包商建设和维护系统，政法与公安机关组织数据和任务，行业部门提供资料，社区、警务站与网格人员核查，有权机关决定最后措施。软件错误会扩大名单，人的机构链则赋予错误强制后果。每个参与者只做一段工作，合在一起却形成一套几乎不向当事人解释的监控机器。[2][3]
中国政府以反恐和职业教育解释新疆政策
中国政府2019年白皮书把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描述为依法开展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强调职业技能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9] 联合国评估发布后，外交部在2022年9月21日记者会上全面否定该报告，称其非法、无效，并由虚假信息拼凑而成。[10]
这些回应说明中国政府如何为政策辩护，却没有公开IJOP的标记规则、错误率、个体名单和申诉结果。党国要求社会相信系统在预防危险，却不给被标记者一个能够查阅、纠错和追责的透明入口。国家安全的名义扩大了政府的知情权，同时取消了个人了解自己为何受罚的权利。
公开记录的边界在后台规则和救济程序
现有记录能够连接培训、工程建设、数据入口、平台任务、基层核查和处置，却没有公开每个指标的权重、完整名单的生成方法或各级账号权限。人工参与最终处置，也不等于当事人拥有可以查阅理由、纠正错误和提出申诉的正式渠道。美联社披露的软件错误让这种缺口变得具体，但公开资料仍无法计算整体错误率，也不能证明所有被标记者经历了同一种处置。[5][8]
IJOP把未经审判的人先变成风险对象
IJOP最危险的地方并非机器完全替代了人，而是机器与基层组织结合。数据平台大量筛选对象，社区和警务人员完成核查，行政机关作出处置。自动化提高规模，组织体系提供强制，政治标签则让整个过程显得合理。
中共把这种制度包装成现代化治理，实际建立的是一套先怀疑、后调查、再要求个人承受后果的秩序。算法不公开，名单不透明，申诉入口难以看见，责任又被分散到承包商和多个部门。技术没有消除人的政治判断，它让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差别化监控更快、更广，也更难被受害者挑战。
资料来源：新疆政府公报[1]、立昂技术年度报告[2]、沙依巴克区规划[3]、新疆商务部门材料[4]、人权观察IJOP逆向分析[5]、ICIJ中国电文[6]、联合国新疆评估[7]、美联社调查[8]、新疆职业教育培训白皮书[9]、外交部回应[10]。
现有资料能够确认的事实
对新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相关应用的技术分析显示，系统汇集多类个人数据并生成供警方跟进的风险线索。
美联社2025年调查报道援引泄露信息称，数十万人曾被标记为“不可信”，IJOP在2017年一周内把24,412人标记为“可疑”；报道还称工程师曾修复一个软件缺陷，以释放数百名被归为高风险的人。
资料来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2017年第1号primary-record链接可用
立昂技术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primary-record链接可用
沙依巴克区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primary-record链接可用
多措并举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primary-record链接可用
中国的镇压算法：逆向分析新疆警务应用technical-research链接可用
中国电文：大规模拘禁与算法抓捕的操作文件investigative-reporting链接可用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新疆人权关切评估official-finding链接可用
硅谷如何助力中国的数字警察国家investigative-reporting链接可用
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primary-record链接失效
2022年9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primary-record链接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