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

秘密审判：国家秘密怎样限制公开和辩护

重写不公开审理、涉密证据、判决公开、家属旁听和审判可核验性。

国家机构、法治与政策执行人权、民族、宗教与社会压制可见性控制法律工具化安全化国家安全案件侦查与保密体系检察机关刑事执行与羁押监督程序外控制与群体性压迫

图示

秘密审判：国家秘密怎样限制公开和辩护的制度链

图示只表示可核验的组织接口，不把能力直接写成每次都实际使用。

环节 1侦查和起诉将案件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或涉及秘密。

→

环节 2法院决定全部或部分不公开审理。

→

环节 3律师和当事人受到保密义务和材料接触限制。

→

环节 4家属、媒体和公众不能旁听或获得完整文书。

→

环节 5法院公布简要结果，外界依赖通报重建案件。

王全璋案的不公开审理

2018年12月26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王全璋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案。王全璋在2015年709抓捕中失去自由，此后被羁押约三年半。法院称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决定不公开审理。妻子李文足未能到庭，记者和外国使馆人员也只能留在法院外。2019年1月28日，法院判处王全璋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公众最终知道了罪名和刑期，却看不到控方怎样把律师代理案件、接受培训或与境外组织交往证明为颠覆活动。^[19] ^[20]

王全璋案发生在中共打压人权律师的709事件中。联合国专家记录了律师遭拘押、失去自选辩护人以及家属长期无法获知情况等问题。王全璋被关押多年后才受审，更使这场秘密庭审成为检验所谓依法审判的典型案件。^[17] ^[11]

“国家秘密”关闭法庭的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一审原则上公开进行，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法院应当宣布不公开的理由。第二百零二条又规定判决一律公开宣告。这套条文在纸面上同时保留了公开原则和保密例外。^[1]

权力差距藏在“涉及国家秘密”这几个字里。国家安全案件的侦查材料掌握在公安或国安机关手中，涉密判断又由办案机关和保密行政体系处理。被告无法把全部材料带到公开法庭上争论，家属和公众也看不到法院接受涉密主张的依据。中共控制下的政法机关在内部完成定性，随后用保密例外阻止外部检查。审判保留了形式，判断过程则被锁在同一权力体系之内。

秘密还会从庭审蔓延到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的裁判文书上网规定明确排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文书。规则通常要求公布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和不公开理由，但又允许在这些信息可能泄密时一并省略。^[21] 一次涉密认定因此可能连续关闭旁听席、庭审记录和判决书，外界得到的只剩官方选择发布的片段。

封闭程序对辩护的限制

有效辩护需要律师及时会见被告、阅读指控材料、质证证据并留下异议记录。中国法律和部门文件写有律师会见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5] ^[3] 这些权利是否得到落实，只能通过可检查的庭审记录、裁判理由和申诉材料判断。秘密审判恰好把这些载体挡在公众之外。

王全璋案中，法院公开了“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结论，却没有让社会检查行为与罪名之间的完整论证。律师职业活动被国家安全语言重新描述后，公安负责控制人，检察院组织指控，法院完成定罪。三者都处于中共政法体系的领导和协调之下。法院接受涉密定性，也就替整个打压链条关上了公众入口。

这种安排制造出严重的不对称。控方可以引用秘密材料，政府可以用保密义务限制案件信息，被告却难以借助公开审理动员专业监督。家属无法旁听时，也失去了核对被告状态、辩护表现和庭审程序的直接机会。中共把“国家安全”既当作罪名的政治前提，又当作隐藏定罪过程的程序工具。

公开宣判无法替代公开审判

公开一个刑期，并没有公开一场案件。公众若看不到关键证据、质证过程和裁判理由，就无法判断法院惩罚的是暴力行为、具体组织行动，还是令中共不安的代理案件和政治表达。王全璋案公布了四年六个月的刑期，却没有提供足以独立复核的公开记录。

秘密审判最危险之处，是它让中共同时扮演指控者、保密者和最终解释者。法院可以声称依法适用了例外，外界却被剥夺了判断例外是否被滥用的材料。国家秘密一旦覆盖审理、证据和文书，所谓司法公开便只剩一句宣判通报，政治迫害则披上刑事程序的外衣。

关键证据

现有资料能够确认的事实

正式认定

联合国特别程序多次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单独羁押、失联、律师接触和酷刑风险提出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