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南海海上民兵：灰色地带行动怎样模糊主体

渔船、地方补贴、海警和海军活动的交叠，使国家行动可以保持模糊和可否认性。

先了解事实

分析之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事件记录

从菲律宾海警发现船队、外交抗议到中国否认和开源识别，重建牛轭礁事件。

2021年3月7日，菲律宾海警在南沙群岛牛轭礁附近发现约220艘中国船只。公开照片显示，大批船只排列密集，长期停泊，没有呈现普通渔船分散作业的状态。菲律宾政府认为牛轭礁位于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并将船队称为中国海上民兵，要求立即撤离。^[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3月22日否认船上存在民兵，声称这些只是因海况恶劣而避风的渔船。^[2] 然而船只在天气改善后仍持续停留，随后又有部分船只分散到南沙其他地物附近。避风说法无法解释如此规模的船群为何长时间保持集结，也无法解释其中一些船只与已知民兵编队的关系。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利用卫星影像、船体编号和航行记录识别出一批船只，并把其中至少两打与广东海上民兵船队联系起来。^[3] 后续研究发现，一些所谓渔船很少从事可观察的捕鱼活动，却反复在争议海域集结。^[4] 牛轭礁事件由此成为中共灰色地带行动的典型案例：船只有民用外观，行为却服务于国家海洋扩张。

中国海上民兵属于民兵体系的一部分，由地方政府、人民武装部门和军事机关组织。成员可以是渔民，船只也可能登记为渔船。地方补贴、燃油支持、船舶改造、训练和任务动员把商业活动与国家任务连接起来。

这种双重身份让北京获得选择权。需要显示民事存在时，船员是渔民；需要阻挡他国船只、占据海域或协助侦察时，他们又能执行准军事任务。中国海警和海军可以留在稍远位置，避免一开始就出现军舰正面对抗。

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把人民武装力量海上民兵列入中国海上力量，并说明其在争议海域支持主权主张和灰色地带行动。^[7] 这类外部评估不能识别牛轭礁现场的每名船员，但与可核对的船号、长期航迹和编队行为结合后，足以击穿北京把整个船群描述为偶然避风渔船的说法。

数百艘船集结会占用锚地、妨碍其他国家渔民作业，并迫使菲律宾海警投入舰艇、飞机和人员持续监视。船群不需要宣布封锁，就能提高他国进入和停留的成本。只要行动保持在开火门槛以下，北京就可以逐步改变现场密度而避免承担公开军事进攻的政治代价。

这种行动还会消耗较小国家。菲律宾每次巡航都要支付燃料、维护和人员成本，外交部门还要不断提出抗议。中国则能轮换船只，并由规模更大的海警和海军提供后盾。时间站在资源更多的一方，中共可以把长期存在变成新的“常态”。

若菲律宾强行驱离，船只碰撞或人员伤亡又可能被中国宣传成对普通渔民的攻击。北京先把国家任务隐藏在民用身份中，再要求对手承担识别错误和冲突升级的全部风险。这就是主体模糊的实际用途。

中国使馆的说法并非事件之外的公关回应。可否认性本身就是灰色地带行动的保护层。没有公开命令，没有统一军舰标识，船员也可以声称从事捕鱼，受害国便很难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证明完整指挥链。

中共党章确立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国家安全叙事又把海洋权益纳入总体安全。^[5]^[6] 党国体系能够同时调动地方行政、渔业资源、民兵、海警和军队，却让每个表面主体分别说话。地方船队出现时，北京强调民间活动；海警介入时，又强调国内执法。统一战略被拆成多个可以相互遮掩的身份。

这种结构还方便责任转移。地方政府可以称船只属于企业或渔民，中央部门可以说没有掌握具体情况，军方则不必承认参与。对外界而言，缺少公开命令会提高归责难度；对中共内部而言，组织关系、补贴和训练仍能确保船队在需要时出现。

牛轭礁船群后来分散，却没有形成双方认可的身份调查或撤离安排。菲律宾公开了影像并持续抗议，避免北京的解释成为唯一记录，但船队模式没有因此终止。

识别海上民兵应当依靠船号、所有权、补贴、训练、航迹、队形和捕鱼行为，不能只看国旗或外观。这个证据标准不会削弱对中共的批评，反而让批评更准确。牛轭礁已有充分资料证明，至少部分船只与已知民兵网络相连，整个集结的行为也明显不符合单纯避风解释。

中共利用民用船只实施国家战略，把军事扩张的风险转嫁给邻国渔民和海警。它一面要求别人提供完整军事命令才可归责，一面故意不留下这种公开命令。海上民兵的作用就是让侵占看起来像捕鱼，让组织行动看起来像群众自发，让北京在获得控制收益时继续否认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