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
统战系统：吸纳、分化与代表性制造
统战不是一般交流，而是把社会力量、宗教民族、知识界、商界和海外社群纳入党可管理的代表性结构。
目录
统战吸纳路径
统战把独立社会力量转化为可管理代表。
代表性制造矩阵
看见代表时，需要追问谁选择了代表，代表能不能拒绝。
| 对象 | 包装方式 | 需要追问 |
|---|---|---|
| 商界 | 企业家代表和论坛 | 商业判断是否被政治风险塑造 |
| 宗教民族 | 官方认可代表 | 被压制者是否能发声 |
| 海外社群 | 侨团和文化活动 | 是否真实代表社群 |
| 知识界 | 座谈和荣誉 | 批评边界在哪里 |
2018年3月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央统战部，同时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宗教局、侨办的名称对外保留，民委继续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几个面向不同社会群体的行政机构，由此进一步集中到一个党的部门之下。[1]
调整后，统战部直接掌握了更多行政职能。中共联系宗教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海外社群，可以动用的资源包括行政管理、干部工作及长期社会联系。宗教团体面对的主管机关与党争取宗教界支持的部门，在组织上更加紧密地合在一起。社会成员同它交往时，面对的是既能提供参与机会、又参与决定管理条件的政治权力。
代表资格由党组织筛选
2020年修订、次年1月公开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把重点对象定为党外代表人士。第三十九条将同中共合作纳入代表人士的定义，第四十一条规定培训以政治培训为主，第四十八条要求掌握其政治表现，尤其关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2]
一个人在本行业有声望，只解决了影响力从哪里来的问题。能否进入统战安排的代表队伍，还取决于党组织的政治判断。这个筛选次序决定了制度偏向：中共先确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参与渠道，再把入选者的意见作为社会参与的一部分展示。被排除的立场无需在公开辩论中落败，它可以在选人阶段就失去同等机会。
由此形成的代表关系，和一个群体自行授权、随时能够撤换的代表关系存在根本冲突。来自同行的认可，不能替代政治审查；对群体负责，也必须顾及负责考察自己的人。代表越依赖这套安排取得身份、联系和发言机会，越需要提前判断哪一种诉求可以带进去，哪一种表达会危及自己的资格。
民营企业家的参与受到政治考察
2020年9月公布的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意见，把上述要求写得更具体。文件要求建立代表人士数据库和人才库，在推荐安排中把关政治条件，并事先听取企业党组织等方面的意见。它还要求建立履职考核与退出机制。[3]
企业家的经营成绩能够带来社会影响，却无法让其摆脱政治筛选。被安排进入某个协商渠道，既提供接近决策者的机会，也增加维持良好政治评价的利益。统战由此把原本来自市场、专业或社团的影响力，转化为党可以选择接纳的资源。
分化就在这种安排中发生。同一行业面临政策压力时，入选者可能争取到内部表达的机会，其他经营者却没有同等渠道。获得接触的人容易把维持关系看作解决问题的前提，公开组织共同诉求的必要性因而下降。中共无需让整个行业对现行政策满意，只要让足够有影响的人相信，通过它分配的机会更有利，就能削弱形成独立集体立场的动力。
这种激励还能影响意见的内容。提出某项手续太慢，比追问政府为何有权任意干预行业更容易保住协商关系。前一种意见有助于改善执行，后一种意见要求约束统治者。政治筛选让两者承担不同风险，进而使制度性批评更难得到具有资源和身份的人公开支持。
宗教与民族事务被纳入统战管理
2018年改革把宗教行政和民族工作进一步纳入统战部的组织领导，使其能够同时参与管理政策和社会联系。改革方案明确要求加强党在相关领域的集中领导。[1] 信徒和少数民族成员所面对的结构因此具有明显的不对等：中共决定管理方向，又参与塑造向它表达意见的代表渠道。
一个宗教人士即便真诚希望为信众争取活动空间，也可能被迫在维持接触与公开反对之间作出选择。继续参与有助于处理个别困难，但参与资格若依赖主管机关认可，就难以成为信众自主组织的替代品。解决某一处活动场所的问题，与争取普遍、不受政治忠诚支配的信仰自由，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目标。
统战的政治收益在于，它能够把前一种有限回应展示成整个关系的合理性。一个被接纳的代表出席会议，不能赋予党替全部信众发言的权利；一个少数民族干部支持政策，也不能消除其他成员拒绝该政策的理由。中共把可接触的代表转述为群体共识时，实际抹去了群体内部尚未获得表达机会的分歧。
海外社群的文化联系被赋予政治目标
统战条例第三十七条把促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中共和其制度的理解认同列入海外工作任务，并将文化交流与国家政治目标置于同一工作框架。[2] 侨务机构并入统战部以后，海外联系更明确地受党的统战领导。[1]
文化活动、商业往来和移民互助各有独立价值。统战的介入使组织者有机会把这些联系进一步用于争取政治支持。当一个与官方保持密切组织联系的社团以“华人声音”对外发言，听众可能把社团领导的选择当作整个社区的授权。获得会议席位和公开曝光的人，更容易继续被邀请为同一群体发言，代表性的集中可以自我强化。
海外华人的族裔、语言和家庭联系，不能证明任何个人受中共指挥。真正具有政治意义的是具体组织的任命、资金、指令及合作关系。把中共的海外影响直接等同于华人身份，会重现它最希望建立的等式：把一个庞大而意见分歧的群体，归入由党解释的统一立场。
协商受到执政权边界约束
统战可以吸收关于具体政策的意见，同时把谁有权统治排除出平等竞争。专业知识因此能够进入决策，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却没有获得同等权利去否定最终的领导关系。参与者身份越丰富，越容易让这种政治不平等被表面的社会多样性遮住。
中共从中得到的是经过筛选的信息和支持。它能够了解某些行业、宗教团体或社群的不满，也能优先与愿意维持合作的人处理这些不满。批评被分拆为若干可以内部沟通的问题后，共同要求限制党的权力就更难出现。统战的深层损害，是让社会力量不断练习如何获得统治者接纳，却难以积累不经统治者批准也能组织和行动的能力。
有多少人被邀请参加会议，无法回答谁掌握代表权。只要政治资格由党筛选，参与渠道由党安排，代表关系就持续受到上级权力的约束。中共把这种可管理的参与称为广泛团结，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自主选择发言者和拒绝被代表的权利被削弱。
资料来源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primary-record尚未检查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0年修订，共产党员网全文）primary-record尚未检查
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primary-record链接可用
中国共产党章程链接可用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链接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