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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基层网格:权力如何进入社区、单位和家庭

分析街道、社区、网格员、物业、单位和志愿者如何把国家权力转化为日常接触和近距离控制。

目录

图示

基层网格网络

基层控制不是单点行动,而是社区、单位、物业和家庭关系共同参与。

网格化治理把人、房、事、物纳入管理
街道社区任务下发和入户接触
单位学校通过工作和家庭施压
物业楼栋进入居住空间
志愿者降低强制外观
工作群通知、反馈和留痕

图示

任务如何进入家庭

上级政治任务通过网格化系统变成一次次日常接触。

任务下达安全、维稳、宣传或排查
→
网格分解按楼栋、户籍、人员分类
→
近距离接触电话、入户、群消息
→
关系施压单位、学校、邻里共同作用
→
完成反馈上传表格和结果

2017年社区治理意见把多种基层力量接到党组织下面

201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文件把城乡社区称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要求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同时推动基层群众自治与网格化管理衔接。驻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都被纳入社区治理。文件还要求依托综治中心扩展网格管理,深化社区警务,并建设社区信息平台。[1]

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规划把社区体系定义为党委领导、政府履责、社会多方参与的网络,以村和社区为基本单元,以居民和驻区单位为对象。它要求继续汇聚并动态更新社区信息,发展智慧社区,扩大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2]

这两份文件说明,网格并非零散地方创新。中共把基层服务、数据收集和风险处置放进同一组织框架。社区可以帮助老人、处理垃圾和协调维修,也可以登记人员、识别所谓重点对象并执行政治任务。服务带来的接触面,成为控制进入生活的基础设施。

街道和社区把上级任务送到住户

街道办事处连接区县政府与居民社区。上级下达反诈宣传、安全排查、矛盾化解、疫情防控或维稳任务后,街道把指标分给社区,社区再按网格、楼栋和住户分解。网格员负责联系住户、更新记录、发现问题并回报结果。

这种结构缩短了国家命令与家庭之间的距离。中央或地方部门无需直接认识某个居民,只要把任务送入街道系统。基层人员知道门牌、电话、家庭成员和工作单位,可以迅速找到当事人。党国权力于是摆脱了临时动员,获得持续进入住宅和社会关系的渠道。

China Quarterly刊载的田野研究发现,网格治理通过情报收集、案件协调和实时报告服务基层维稳。研究也指出,不同层级政府的目标冲突会削弱系统能力。[3] 网格并非全知机器,但它已经显著增加国家收集基层信息和提前干预的能力。

物业、单位和学校扩大了接触范围

社区之外,物业公司掌握门禁、住户联系和公共空间。企事业单位影响工资、岗位和考核,学校能够联系家长与学生。基层政府遇到单靠社区难以完成的任务时,可以通过这些机构接近个人。一个人不接社区电话,仍可能面对物业敲门、单位提醒或学校传话。

这些机构的正式职责不同。物业没有公安权,学校也不是刑事调查机关。它们的作用来自生活依赖。居民需要进入住所,雇员依赖工作,家庭关心孩子。中共把行政要求沿这些关系传递,能够在不出示强制文书的情况下提高服从压力。

责任也因此容易被拆散。社区称自己只是通知,物业称自己配合管理,单位说在执行上级要求。每一方似乎只做了一小步,个人感受到的却是多个生活入口同时关闭。党国系统借分散执行获得效果,又用分散执行掩盖责任。

志愿者和楼栋负责人降低了强制外观

志愿服务本可建立邻里互助。中共社区体系却倾向于把志愿者纳入任务执行。治安志愿者、楼栋长、党员联系人和居民小组负责人可以巡查、通知、登记并上报情况。他们以熟人身份出现,政治任务因此显得像社区协商或邻里帮助。

有关国家征用式志愿服务的研究指出,政府组织公共安全志愿者,可以增加基层人力、把社会组织转为下属执行力量,并把实施活动包装成治理创新。研究发现,这类参与侧重落实国家任务,而非让公民参与政策制定。[4]

熟人执行还会改变拒绝的成本。居民可能不愿让邻居难堪,也担心自己被视为不配合。志愿者本人同样承受考核、组织和群体压力。中共利用这些社会情感,把国家要求转化成彼此监督。

单位和家庭关系成为施压渠道

当事人被标记为风险对象后,基层权力可以联系工作单位或家属。单位领导要求谈话,家人劝其停止行动,学校担心事件影响孩子。正式处罚尚未出现,个人已经面对工作、亲情和名誉成本。

这种关系压力比单次警告传播得更远。旁观者看到一个人的家属、同事和社区都被卷入,就会提前调整自己的行为。中共不必逐一发布禁令,个案产生的连带风险会教育整个社会保持沉默。

服务与控制共享同一张组织网络

社区网络确实承担大量公共服务。问题在于居民很难判断一次信息收集将被用于救助、统计还是维稳。服务记录可能进入风险筛查,便民群聊可能成为通知和监督工具,入户访问也可能同时收集政治信息。权力利用服务关系建立信任,再保留把这种信任转成控制的能力。

中共称这种体系为精细治理。它的政治效果是让国家持续接触个人,把住所、工作、学校和邻里都变成行政触点。警察只需在必要时出场,大部分监控和施压已经由日常机构完成。

证据边界和责任判断

中央文件可以确认组织方向与正式任务,无法证明每个社区都采用相同台账,也不能证明每次入户都出于维稳。学术田野研究记录了特定地点的运作,不能直接替代全国统计。具体个案需要核对任务来源、接触记录、参与机构和最终措施。

这些限制不改变制度判断。中共公开要求党组织领导社区,将网格、警务、驻区单位和社会力量连成治理网络。关键责任属于设计任务和掌握数据的党政机关,而非被临时动员的某个志愿者。基层网格的危险,来自中共把原本可以支持社会自治的关系改造成政治服从渠道。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1];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China Quarterly网格治理研究[3];China Quarterly治安志愿者研究[4]。

资料来源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primary-record尚未检查
  2. 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primary-record尚未检查
  3. 网格治理能否修复党国的破窗:基层维稳研究academic-research已跳转
  4. 国家征用式志愿服务:中国治安志愿者与基层维稳academic-research尚未检查
  5. 中国共产党章程链接可用
  6.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链接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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