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香港抗议宣传战：街头诉求如何被改写成暴乱与外部操纵

以香港抗议为案例，分析中共如何把政治诉求、警民冲突和国际关注改写成秩序叙事。

图示

香港抗议如何被治安化

制度诉求被冲突画面替代。

政治诉求问责、选举、权利和制度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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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画面选择最适合秩序叙事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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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乱标签抗议被整体治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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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操纵参与者主体性被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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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正当化镇压被包装成恢复秩序。

图示

把原因和冲突分开看。

2019年，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大规模抗议。运动最初要求撤回修例，后来加入调查警察行为、处理被捕者、撤销“暴动”定性和落实选举等诉求。街头出现过百万人参加的和平游行，也发生纵火、破坏设施和袭击。香港社会面对的是一场包含不同参与者、不同策略和真实暴力的政治危机。

中共宣传抓住最激烈的画面，反复展示火焰、蒙面者和冲突现场。它没有虚构所有暴力，却把暴力从事件的一部分变成事件的全部。引渡制度、警察问责和政治代表性逐渐退出画面，公众被要求只回答一个问题：怎样恢复秩序。

当整场运动被称为暴乱，政府是否回应诉求就不再重要。和平游行者、记者、急救员、激进参与者和普通居民被压进同一个治安分类，复杂的政治冲突被处理成警察与破坏者之间的对抗。

这种取景方式替权力改变了举证责任。政府不必解释为什么修例在巨大反对下仍被推动，也不必回答警权是否受到有效监督。只要最暴力的片段能够代表所有参与者，镇压就可以被包装成对无辜社会的保护。

海外媒体采访、国际组织批评和外国政界声援，被北京统一放入“外部干预”框架。香港人不再被描述为基于自身经验作出政治判断的市民，而成为外国力量操纵的棋子。中共因此可以避开每一项本地诉求，直接攻击诉求背后的所谓主人。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收录的党国政治词汇显示，“外部势力”“稳定”和“舆论引导”等概念如何替公共事件预设解释。^[5] 一旦反对者被定义为外国代理人，协商会被说成向敌对势力让步，调查警察行为会被说成削弱国家安全，国安扩权则被描绘为被迫反击。

Graphika记录了Spamouflage网络针对香港抗议者和中共批评者的活动。ASPI研究了大量穿越防火墙进入推特的信息传播，Meta也公布过来自中国的协同虚假行为网络。^[1]^[2]^[3] 这些研究归因的是特定账号群和传播行动，并没有把所有支持港府或批评抗议暴力的用户都认定为虚假账号。

协调行动不需要说服所有人。大量重复素材可以淹没讨论，骚扰异议者，制造亲北京立场拥有广泛自发支持的假象，还会迫使平台和记者消耗时间辨认账号来源。中共把墙内由审查维持的舆论优势搬到开放平台，用伪装成民间声音的传播行动争夺国际注意力。

香港抗议中的暴力是真实事件，国际参与也公开存在。北京的宣传操纵在于删掉比例、原因和主体性。它让少数冲突画面覆盖长期和平动员，让国际关注变成外国指挥，再让政府的强制行动以“止暴制乱”的名义出现。

这套叙事随后为限制选举、媒体、社团和教育提供了现成语言。反对者既然被描述为暴徒和代理人，就不再被视为需要回应的公民。中共先从画面中删除他们的政治诉求，再拿这些经过删改的画面证明国安接管不可避免。宣传在这里不是替政策做说明，而是在镇压发生之前，把镇压塑造成唯一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