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

议题设置：中共如何让公众只讨论它允许讨论的部分

说明宣传如何把公共注意力从责任、制度和权利问题引向情绪、比较和个别化解释。

图示

议题如何被替换

议题设置不是停止讨论，而是替换讨论中心。

事件发生事故、抗议、争议或灾害进入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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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问题出现责任、制度、权利、受害者声音开始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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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角度放大救援、感动、秩序、外部敌人被放到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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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热烈讨论讨论仍然存在，但中心已经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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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问题退场原本该被追问的人和制度消失

图示

检查宣传是否把危险问题换成安全问题。

一场公共危机出现后，统一口径、感人片段、外部比较和对质疑者动机的攻击很快铺满屏幕。读者会被引向“是不是有人抹黑中国”“国外更糟”之类的争吵，事故由谁造成、制度为何失灵、受害者有什么权利，反而被挤出中心。

这不是媒体偶然偏好。中共的宣传系统把公共注意力当作可调度资源。它决定哪些事实进入热搜，哪些词被搜不到，哪些框架可以反复复制。议程设置不必禁止所有讨论，只要让责任问题失去位置。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平台传播“正能量”，并把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歪曲英雄烈士事迹等宽泛类别列入禁止内容。^[3] 这些条款给平台和监管者很大的解释空间。党可以把政治批评处理成有害信息，把公共追问处理成秩序风险。

同一套机制也安排可见内容。China Media Project 对“讲好中国故事”的说明指出，这一宣传口号要求媒体服务党所设定的国家叙事。^[2] 当新闻选题、评论节奏和对外话术围绕这一要求运行，宣传部门并不只是给事实加上解释，它在决定公众先接触什么。

宣传常把本应追问权力的事件换成别的问题：民族尊严是否受辱，外部势力是否借机攻击，中国是否比别人强。这些问题能动员愤怒，却不要求任何官员解释政策、数据或处置。

Freedom House 的研究记录了北京如何利用媒体、内容伙伴关系和叙事压力扩大其影响力。^[1] 这种影响的要害在于分配注意力。报道即使不完全造假，也能通过省略责任人、压低受害者声音和放大官方情绪，把公众带到一条绕开权力的路上。

当制度性问题无法连起来，人们只能讨论孤立案例。一次事故成了个别失误，一次拘押成了个人争议，一项政策造成的伤害被拆成无数互不相干的故事。中共从这种碎片化中获益，因为没有连续的叙事，就很难追踪持续的责任。

议题设置的结果是，公众被允许表达情绪，却更难形成判断。它不要求每个人相信官方话术。它只需要让足够多的人把时间耗在被批准的争吵里，使一党统治无需面对原本应当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