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新冠溯源叙事战：责任如何被推向美国
以新冠溯源叙事为案例，分析国家媒体、外交账号和阴谋论如何相互借力。
目录
新冠溯源叙事战链条
责任问题被拖入阵营互相指控。
溯源叙事三分法
科学问题不能替代公共责任问题。
| 问题类型 | 应该追问 | 宣传转移 |
|---|---|---|
| 科学来源 | 证据和不确定性 | 阴谋确定性 |
| 公共卫生 | 预警和信息公开 | 民族防御 |
| 政治责任 | 谁决策谁延误 | 外部归罪 |
| 国际讨论 | 合作调查 | 阵营互骂 |
2020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发文，暗示可能是美军把新冠病毒带到武汉，并要求美国公开数据和作出解释。这个说法没有提供病毒学证据，却由一个正式外交账号把美国实验室和军事来源推入全球讨论。此后，德特里克堡、美军运动员和美国早期病例等材料不断被中国官方渠道和网络账号重新组合。
DFRLab对新冠溯源叙事的研究显示，中国、美国等不同政治阵营的阴谋说法相互引用和升级，形成一场“叙事军备竞赛”。DFRLab 关于新冠溯源叙事战的研究[1] 对中共而言，美国归因有一个直接用途：把武汉早期的信息透明和政府责任问题改写成中国遭受外部攻击。
科学不确定性被加工成政治确定性
病毒来源是科学问题，需要基因、流行病学、动物样本、病例时间线和实验室记录。证据可能支持自然溢出、研究相关事故或其他路径，结论必须随材料更新。外交宣传采用完全不同的规则。它选择一个有政治价值的怀疑，反复要求对手“解释”，再把对手无法证明绝对无辜当成怀疑成立。
这种话术不需要建立完整证据链。一个实验室曾发生安全问题、一名运动员曾经生病、一篇国外评论提出猜测，都能被剪成“美国欠世界答案”。质疑句式让传播者避免承担证明责任，重复则让受众产生“可能真有隐情”的印象。
中共还把对中国实验室和早期病例的调查要求描述成政治化，却用国家外交系统放大对美国实验室的无证据怀疑。它反对的是指向自身的政治压力，接受的是能够保护政权的政治化。
外交账号和国家媒体分工放大
外交官账号负责把边缘说法送入新闻议程。国家媒体随后引用“网民质疑”“外国专家观点”或美国内部争论，给说法增加新闻外观。中文平台和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再制作短视频、海报和标签，把复杂溯源问题压缩成可转发的敌我故事。
ASPI关于新冠虚假信息与社交媒体操纵的报告追踪了国家行为者、外交账号和协调网络怎样围绕疫情传播叙事。ASPI 关于新冠信息操纵的报告[2] 微软对东亚影响行动的研究也记录中国关联行为者围绕高关注事件采取反应式传播和跨平台实验。Microsoft 关于东亚影响行动的报告[3]
国家媒体与网络账号之间可以互相洗白。匿名账号先提出夸张猜测，官方媒体再以“网络热议”报道；外交官引用报道，账号网络又把外交官表态当成权威。一个没有新增证据的循环，看起来像越来越多来源相互印证。
对美国归罪替中共处理国内责任
疫情早期可以独立审查的问题包括：病例何时被识别，医护怎样报告，地方机关何时通知中央，哪些信息被延迟，医院为何准备不足，政府何时改变风险判断。这些问题不依赖病毒最终来自哪里。即使未来科学证据指向某种境外来源，中国政府对境内预警和处置的责任仍然存在。
宣传把两类问题绑在一起。外界追问信息透明，被描述成西方借溯源抹黑中国；国内受众则被要求在国家对抗中站队。追究地方和中央责任似乎会帮助美国，公民的公共卫生权利被民族忠诚取代。
中国共产党章程[4]确立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中共掌握卫生行政、宣传、公安、媒体和档案，早期信息链条也在这套权力中运行。把责任推向美国，能够保护掌握全部国内决定权的党免受对等审查。
阵营对骂让所有证据都失去信用
美国政治人物也传播过缺少证据或夸大的中国归因，给北京提供反击材料。DFRLab所说的叙事军备竞赛正是在互相放大中形成。每一方用对方的阴谋论证明自身宣传合理，科学机构和独立调查则被拖进国家忠诚测试。
这种污染对中共有利。只要公众认为所有消息都是宣传，就不会再期待可核查真相。北京可以把不公开原始数据解释成防止西方操纵，把限制调查解释成维护主权，再用对方不可信掩护自己的不透明。
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5]把政治安全、科技、信息和国际斗争纳入总体国家安全。溯源因此不再只是公共卫生研究，而被中共当成政权安全和国际话语权战场。科学合作必须服从党对风险和国家形象的判断。
溯源和问责必须分开审查
阅读溯源信息时，可以先问三个不同问题。第一，病毒科学来源有哪些证据和不确定性。第二，中国及其他国家怎样预警、报告和处置疫情。第三，国家行为者怎样操纵讨论。任何一类证据都不能自动替代另外两类。
具体内容还应检查原始来源、发布日期、作者专业、数据是否公开、结论是否被二次夸大，以及同一账号是否只选择对某国有利的怀疑。外交官提出问题没有证明力，国家媒体重复问题也不会增加证据。
中共推动美国来源叙事的目标，是让责任争论失去可处理的对象。美国成为巨大而遥远的被告，武汉和北京的具体官员、会议与信息指令则从视野中退出。愤怒越宏大，责任越模糊。
公共卫生需要开放数据、独立调查和保护吹哨者。中共提供的是国家荣辱、外交反击和阴谋怀疑。它把科学不确定性当成政治烟幕，让公众忙于证明敌人有罪，同时放弃追问掌权者何时知道、做了什么、隐瞒了什么。这样的叙事无法防止下一次疫情，它只能防止下一次问责。
资料来源
DFRLab 关于新冠溯源叙事战的研究链接可用
ASPI 关于新冠信息操纵的报告访问受限
Microsoft 关于东亚影响行动的报告链接可用
中国共产党章程链接可用
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链接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