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

模范人物与正能量：社会问题怎样被改写成道德故事

模范叙事会把制度问题集中到个人奉献、感恩和坚韧，降低对责任结构的追问。

爱国主义教育法把模范人物纳入国家叙事

202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元旦施行。法律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并规定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结合自身职责开展教育。它还把英雄烈士、模范人物事迹列入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2]

这意味着模范故事不只是媒体偶尔选择的感人素材。学校课堂、机关学习、单位宣传、公共文化场所和网络平台都被纳入制度化传播。一个人物被选为模范后，其经历会被剪裁成可复制的道德课程：个人承受困难，依然忠于集体，感谢党和国家，最终用奉献证明现有秩序值得维护。

中共党章要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把思想政治工作置于党的建设体系。模范人物因此承担政治功能。他们向社会展示中共认可的行为，同时把服从、牺牲和感恩写成个人美德。^[1]

当一名乡村教师多年欠薪仍坚持工作，宣传可以把故事中心放在奉献，而避开财政和劳动保障。当一名工人在危险岗位救人，报道可以赞美勇敢，却不追问安全制度。当贫困家庭靠超长劳动维持生活，镜头可以突出坚韧和感恩，让低工资、福利缺口和地方责任退到背景。

这种改写通常不需要伪造人物经历。宣传系统选择真实片段，决定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谁获得发言权。人物遭遇的制度问题被缩小为背景，个人的道德反应成为主线。观众被引导去感动、学习和转发，而不是要求预算、事故记录或问责结果。

“正能量”在中共宣传话语中承担类似作用。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党国话语词典记录了这一词语在政治传播中的使用。它把支持性、乐观和服从秩序的表达归入正面价值，也让愤怒、揭露和追责容易被贴上消极或制造矛盾的标签。^[3]

模范故事最强的控制效果，是改变社会对正常行为的期待。如果模范教师能够忍受欠薪，普通教师维权就显得自私；如果模范病人始终感恩，质疑医疗责任的家属就显得不体面；如果模范工人无条件加班，拒绝危险劳动的人就可能被指责缺乏担当。

中共由此把制度失败转化成道德考试。政府无须先解释为什么资源不足、监管失效或补偿迟延，受影响者却要先证明自己足够坚韧、忠诚和积极。真正提出结构问题的人会破坏预设结局，因此更难进入主流报道。

宣传部门、学校和单位在这里形成接力。中央确定价值语言，媒体选择人物和情节，学校把故事编入课程，基层组织安排学习和表态，平台再放大符合口径的内容。每个环节都可以说自己只是在弘扬美德，整体效果却是压低对公共权力的追问。

社会需要互助、勇气和公共责任，个人奉献也值得尊重。中共的问题在于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把爱国与爱党捆绑，把苦难中的顺从定义为高尚，再用少数模范要求所有受害者接受同一种姿态。

《爱国主义教育法》能够确认模范人物和英雄烈士事迹被纳入制度化教育，党章能够确认先锋模范要求，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则提供对“正能量”等党国话语的外部分析。公开材料没有证明每一则模范报道都由中央逐篇指挥。更常见的控制方式是提前设定奖励方向，让编辑、学校和单位主动选择安全的故事。

模范人物的真实勇气不应成为中共免除责任的道具。完整叙事必须把个人放回其制度环境：谁造成困难，谁掌握资源，谁拒绝修正，谁从感动中获得政治利益。只赞美承受苦难的人，却不追究制造苦难的权力，是中共最廉价也最持久的宣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