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羞辱机制：为什么“不爱国”比事实错误更容易被攻击

拆解“不爱国”“恨国党”“跪久了”等标签如何替代事实讨论。

方方记录武汉后被指责“不爱国”

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作家方方连续记录医院压力、居民困境、死亡消息和基层执行问题。她的日记在中文网络获得大量读者。海外出版计划公布后，围绕文本的争议迅速转向作者身份。民族主义账号指责她“递刀子”、迎合西方、抹黑中国，甚至要求追究责任。

这些攻击没有逐项证明方方记录的医院情况或居民遭遇是虚构。它们把问题改成了另一套审判：一个中国人是否有权向外界讲述国家的失败。事实争议被忠诚测试取代，批评者要先证明自己爱国，才有资格讨论中共封控造成的伤害。

身份指控降低了反驳成本

核对事实需要找到当事人、文件和时间线，也要承担被新证据推翻的风险。“不爱国”“恨国党”“跪久了”和“境外势力”不需要完成这些工作。标签直接宣布说话者动机有罪，随后把他的材料一并判为不可信。

羞辱的对象表面上是一个人，真正的受众是围观者。读者看到方方遭到持续围攻，会重新判断自己是否应该记录灾难、转发受害者证词或点名官员责任。对中共而言，这比回答每一个事实更省力。一次公开围攻可以让许多人提前沉默。

“正能量”把政治要求变成道德要求

“正能量”在中共话语中从物理术语变成宣传标准，要求媒体和公众传播符合党所定义的积极叙事。China Media Project梳理了这一词语怎样进入习近平时期的媒体和网络治理。^[2] 批评者因此容易被描述为散布“负能量”，即便他说的是可核实的灾难和制度问题。

这个框架倒置了公共道德。揭露受害者遭遇被说成损害国家形象，替权力遮掩问题却被称为顾全大局。中共把维护自身声誉包装成爱国义务，让公民对同胞的责任服从于对党的忠诚。

官媒框架和网络围攻形成分工

官媒提供“境外势力”“国家形象”“抹黑中国”等政治词汇，民族主义账号负责把词汇变成截图、外号、举报和人肉搜索。Freedom House关于北京媒体影响力的研究记录了党国叙事、官方媒体和代理传播网络怎样共同压制批评。^[4]

这套协作不需要每个围攻者接受直接命令。平台推荐奖励高冲突内容，爱国账号从流量中获利，普通用户则通过攻击别人证明自己的政治安全。国家话语提供方向，商业算法扩大情绪，群众围攻替中共完成惩罚。

标签掩盖了需要回答的责任问题

公共卫生、劳工、女性权益、香港、新疆和食品安全等议题都出现类似转换。有人提出伤害或数据，回应者质疑他是否“给外国势力递刀”。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记录了中国对记者、律师、活动人士和网络表达的广泛限制。^[3] 把这些报告称为反华，并不能消除其中可单独核验的拘押、判决和审查事实。

一个论点是否成立，取决于证据能否支撑它。说话者是否符合中共定义的“好中国人”形象，与事实真假无关。羞辱机制拒绝这个基本规则，因为事实讨论可能追到党和政府的责任。

中共把爱国改造成服从测试

国家、人民和中共是不同对象。批评中共的政策，可以出于对中国人的关心；揭露一场灾难，也可以是阻止伤害重演的必要行动。中共坚持把三者捆绑，是为了把反对党权变成背叛国家。

“不爱国”标签最实际的作用，是取消公民审问权力的资格。它无需证明受害者不存在，也无需证明政策没有造成伤害。只要批评者被赶出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中共就能继续逃避事实。真正需要拒绝的正是这场忠诚审判。

资料来源

1. Freedom House《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链接可用

   查看页面截图
2. China Media Project 关于“正能量”的解释尚未检查
3. 美国国务院 2024 中国人权报告链接可用

   查看页面截图
4. Freedom House 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链接可用

   查看页面截图
5.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党国话语词典尚未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