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

酷刑、非法取证与健康剥夺：身体怎样进入办案过程

重写刑讯逼供、睡眠剥夺、戒具、医疗延误和非法证据排除。

人权、民族、宗教与社会压制国家机构、法治与政策执行法律工具化典型惩罚可见性控制公安看守所管理体系检察机关刑事执行与羁押监督程序外控制与群体性压迫

图示

酷刑、非法取证与健康剥夺：身体怎样进入办案过程的制度链

图示只表示可核验的组织接口，不把能力直接写成每次都实际使用。

环节 1讯问和羁押单位控制场所、作息、医疗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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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2疲劳、威胁、暴力或医疗需求可能影响供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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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3当事人或律师提出非法取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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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4检察院和法院调取录音、体检、提讯和医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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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5认定违法的供述应排除，证据不足时不能定案。

2013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参加人权活动的曹顺利在北京机场被拘押。她随后失联约五周，再次出现时已被以寻衅滋事罪名羁押。2014年2月19日，她被送进医院，3月14日去世。十年后的同一天，联合国专家再次要求调查其死亡，指出有关酷刑、虐待及未能及时获得充分医疗的指控仍未得到应有的追究。^[14]

一个人进入羁押场所后，睡眠、活动和看病都要经过他人的安排。失去自由同时意味着失去照顾自己身体的能力。办案机关掌握这种依赖，便拥有了足以改变个人意愿的压力来源。疾病是否得到处理、疼痛能否停止，与当事人如何回应讯问，可以被置于同一个封闭环境中。

供述形成于不平等的身体条件

刑讯逼供造成的损害，首先落在受讯问者身上，也会进入案件认定。一个人在痛苦中说出办案者希望听到的话，笔录却可能只保留问答，省略产生回答的身体条件。文字看起来完整，取得文字的过程却可能已经破坏供述的自愿性。

疲劳、持续恐惧和身体不适，还可能削弱一个人坚持原有说法的能力。伤害无需在每次正式问话时同时发生。只要当事人相信不配合会使处境恶化，先前的痛苦就可能继续影响后续回答。把讯问室里的某一段平静画面视为全部经历，会遗漏这种持续作用。

2017年五部门发布的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暴力、严重威胁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取得的供述纳入排除范围，也原则上排除受先前刑讯影响的重复供述，同时列出例外条件。^[3] 重复供述因此具有直接的制度意义：先前的强迫能否在换人讯问、重新告知权利之后被认定已经消除，影响着受污染的口供能否重新进入案件。

这种权力配置使中共政法系统内部的保护尤其脆弱。侦查人员希望得到能够推进案件的回答，羁押机构又控制提供回答者的日常处境。倘若外部制约无法及时介入，办案效率与身体控制就会结合，人的健康被当成可以消耗的办案资源。

医疗需求使被羁押者更加依赖管理者

在羁押之外，一个人尚可自行求医、向亲友求助或更换医生。进入封闭场所后，这些行动受制于管理。即使没有人公开说出用治疗换取配合，延迟回应、拒绝转诊或无法联系家属，也会让病人处在更难反抗的位置。看病的机会本身就可能成为压力。

曹顺利事件中的争议，集中在健康严重恶化后是否及时获得足够救治，以及死亡责任为何长期缺乏独立追究。联合国专家在2024年的声明中再次要求全面、公正调查。^[14] 死亡时间已经确定，医疗处置与死亡之间的具体责任仍不能靠一句笼统的管理说明解决。

对羁押者负有照护责任的机关，不能因为自己同时负责安全，就把治疗需要降为行政便利的附属。病情不会等待文件流转，也不会因为案件尚未结束而暂停恶化。当准许诊疗的人还可以控制诊疗信息对外披露的程度，家属甚至可能无法及时知道何时必须采取行动。

这种信息不对等尤其残酷。家属急于保住亲人的健康，却只能向控制亲人的机关申请帮助。提出质疑可能被视为制造压力，保持沉默又可能错过救治机会。国家把个人置于完全依赖的环境，却不让外界充分监督照护，就必须承担与这种控制相对应的责任。

记录掌握在受到质疑的办案系统内

2017年的排非规定要求讯问录音录像保持连续完整，并规定入所体检发现伤情时应记录。辩方可申请调取录音录像、体检等材料，是否与取证合法性有关由法院或检察院审查。^[3]

记录能够留下限制权力的痕迹，但其作用取决于谁能接触原件、何时能够接触，以及缺失记录会造成什么后果。受讯问者无法在每一次受伤后自行拍照，也不能替自己保存监控。最了解身体经历的人，往往最缺乏控制材料的能力。

办案机关则能够把连续经历切成不同的行政环节。讯问单位谈取证，看守机构谈日常管理，医疗人员谈当次检查。每份说明各自局部完整，合在一起却可能没有任何人解释持续发生的伤害。部门分工如果没有配套的独立追责，就会成为推卸责任的便利条件。

摄像设备也有同样的局限。镜头拍到的时间和地点，决定它能够说明什么。正式讯问过程没有暴力画面，不会自动解释此前的失眠、恐惧或未处理的疾病。将技术设备的存在直接当作程序正当的证明，等于让管理者自己选择能够被看见的现实。

揭露虐待可能带来新的惩罚

2020年10月，律师常玮平公开讲述自己在同年1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的经历；10月22日，他再次被带走。联合国人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在12月的声明中，将此次拘押描述为对他公开视频的报复，并指出其律师受到压力。酷刑细节属于常玮平的陈述，报复性判断则来自该专家声明。^[11]

在这种处境下，控告本身会变成一项高风险决定。人们既害怕原有伤害，也害怕说出伤害后的后果。律师和家属如果同样受到压力，个人可借助的支持还会继续缩小。制度于是拥有了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它通过惩罚公开发声，减少外界能听到的控告，再把控告稀少当作管理没有问题的表象。

非法证据排除能够影响审判结果，却无法退还受害者失去的健康与时间。一个案件即使后来不用某份口供，造成伤害的人员也可能没有因此受到相应追究。只讨论口供能否采用，会把人的遭遇缩减成证据技术问题，掩盖羁押机关本身的责任。

中共可以反复发布禁止刑讯的规定，同时维持封闭控制、律师受限和追责困难的环境。只要这些条件持续存在，纸面禁令就无法提供可靠保护。禁止酷刑必须让控制他人身体的人真正面临外部约束，让受害者能够安全发声，并让医疗决定服从病人的需要。一个要求公民服从国家的政权，不能在国家掌握其生死条件时逃避责任。

关键证据

现有资料能够确认的事实

原始记录

五部门规定禁止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并设置审查、核查和排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