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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西方双标模板:责任问题如何被转移成比较问题

说明“西方也一样”如何让讨论离开中共责任,进入无休止的比较与情绪消耗。

目录

图示

责任问题如何被转成比较问题

Whataboutism 的目标不是证明无责,而是让问责失焦。

具体问责有人提出审查、拘押、灾难、劳工或人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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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他国问题话题转向美国、欧洲、战争、殖民或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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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审判批评者被要求证明自己没有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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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退场原案件中的人和责任链条被挤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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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胜利讨论还在继续,但已经不再追问原责任。

图示

有效比较与恶意转移

区分比较是否有价值,要看它是否提高了问责标准。

比较方式有效比较恶意转移
目的建立同一标准取消眼前责任
问题中心受害者和责任人仍在批评者资格成为中心
结果更多政府被追问原案件无人回答
证据使用事实互相校准事实被当作挡箭牌

国会山事件进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正在确认总统选举结果,一批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迫使会议中断。秩序恢复后,国会完成了选举人票认证。美国司法部随后公布的声明记录了袭击与恢复议事的经过。[2]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主动问起这次事件与2019年香港立法会遇袭的比较。华春莹顺着这一问题,指责美国政客把香港的暴力行为称作民主行动,却把国会山事件称作暴乱。[1]

这场答问很快涉及另一件事:香港警方刚刚大规模拘捕民主派人士。同场记者会中,记者询问英国及美国官员对拘捕的批评,华春莹支持香港警方行动,又谈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并以国会山事件反击蓬佩奥。[1] 拘捕是否有据、个人行为如何构成罪名,这些追问被挤到了西方有无资格批评中国的争论后面。

两处答问的区别很重要。谈国会山时,比较是记者提出的;谈香港拘捕时,北京主动把外国政府的记录带入答复。问题在于这种比较被赋予了什么效力。美国政客的用词即使确实前后矛盾,也不能决定香港某个人是否应当被捕。外交部却让对美国的反击承担了为香港执法背书的政治功能。

政客的措辞被改造成暴力背书

这轮宣传中被反复调用的一句话,是佩洛西所说的“美丽的风景线”。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查考了2019年6月4日的听证会发言:她当时赞扬的是香港纪念六四的烛光集会。随后,党媒把这句话同香港抗议中的暴力场景连在一起,又在国会山遇袭后用于嘲讽美国。[3]

挪动引语的指向,能省去一大段需要举证的论证。赞扬一次集会,被解释为支持此后抗议中的暴力行为;批评另一次袭击,又被包装成承认前次赞扬完全虚伪。读者若只看到口号与冲击建筑的画面,很容易把中间缺失的关联自行补上。外国政客是否真的赞扬过某项暴力行为,就被一组并置的影像替代了。

这也改变了香港人的位置。参加集会、参与选举或受到拘捕的人,被放进了外国政客操纵的故事里。他们自己的诉求随之失去解释力。北京需要回答的政治权利问题,被缩减成美国人说话是否算数;香港市民要捍卫的自由,则被处理成美国外交信誉的附属品。

审查批评者可以无限推迟追责

“西方双标”的便利之处,在于它可以不断追加条件。质疑拘捕,先被要求谴责国会山暴力;提出证据,又可能被追问是否同样批评英国殖民统治。只要辩论的主持权仍在官方手里,资格审查就没有结束的时点。一个人必须对多少国家、多少年代的暴行表态,才获准问中国警方做了什么?这套话术不会给出可完成的清单。

追责却有清楚的对象。拘捕由具体机构实施,指控针对具体行为,承担拘押与审判后果的是具体的人。把讨论扩大为世界历史上的道德竞赛,只会降低这些行为的可辨认程度。掌权者获得了自由切换案件的权利,被追责的一方得以决定何时才允许讨论自己的责任。

它还把举证负担推给了批评者。官方原本应当说明权力怎样使用,如今却让质疑者先证明自己没有偏见。批评者越努力展示一视同仁,越可能耗费篇幅讨论与案件无关的外国问题。北京甚至无需赢得每一轮比较,只要让原来的问题不再占据中心,回避就已经奏效。

比较不能改写权力的边界

认真的比较需要对齐行为与规则。冲击议事机关涉及什么具体行为,集会自由受到什么限制,拘捕后有没有充分的辩护与公开审查,这些问题可以逐项比照。国旗颜色相异,既不自动构成不同法律评价的理由,也不能抹去事件在行为、背景与程序上的区别。把整场香港抗议同一次冲击国会相互替换,恰恰省略了这种辨别。

“外国也做过”还暗含一种危险的授权逻辑:别人侵害过权利,中共便可以获得同样额度的侵害许可。沿着这个逻辑,最恶劣的先例会成为所有政府降低标准的理由。国家之间互相举丑闻,最后需要付出自由的人却没有参与这笔交易。

权利属于受到权力约束的人。英国的殖民记录不能处置今天香港人的政治权利,美国官员的虚伪也不能代替中国官员履行责任。中共坚持把两者绑定,是在为自己的强制权寻找外部抵扣项。它越强调别国的污点,越试图让人忘记:北京掌握的警权和法律,本来就必须在北京实施的案件中接受检验。

外部敌意被用来要求内部服从

这套宣传对国内受众提出了更深一层要求。它把关注受害者的目光解释成帮助外国攻击中国,让人先选择国家阵营,再决定是否承认本国权力造成的伤害。如此一来,追问拘捕与审判的人可能被当成不合时宜的挑衅者,替执法开脱的人反而占据爱国的位置。

一个政党把自己等同于国家,就能将自身问责包装成国家受辱。公众对外国强权的不满,因而被征用来保护本国强权。这是“西方双标”在中共宣传中的核心用途:把可以对准执政者的愤怒,转送给一个不必在本案中作答的外国对象。

国会山事件不会替香港任何一宗拘捕提供个人犯罪证据。无论外交部在国际口水战中赢得多少喝彩,被捕者的处境都需要单独回答。让这个问题继续留在公众面前,才会剥夺中共通过比较获得的免责便利。

资料来源: Freedom House《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7];Graphika 关于 Spamouflage 的研究[5];Meta 关于中国来源协同行为网络的报告[6]。

资料来源

  1. 2021年1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primary-record尚未检查
  2. 代理司法部长罗森关于国会大厦遇袭的声明primary-record尚未检查
  3. 中国媒体对佩洛西口号的挪用research-report尚未检查
  4. Freedom House《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链接可用
  5. Graphika 关于 Spamouflage 的研究链接可用
  6. Meta 关于中国来源协同行为网络的报告链接可用
  7. Freedom House 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链接可用
  8.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党国话语词典尚未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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