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

战狼外交：强硬表态怎样同时面向国内外

强硬外交语言既用于威慑外部对象，也可在国内证明忠诚和塑造民族主义形象。

一张推文配图引发中澳交涉

2020年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发布一张描绘澳大利亚军人持刀威胁阿富汗儿童的图片。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天召开记者会，称图片造假，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撤下帖子。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保存了这场记者会的文字记录。^[1]

北京没有接受这一要求。同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援引澳方有关阿富汗军事行动的调查，反问澳大利亚为何对推文反应如此强烈，并要求澳方向阿富汗人民道歉。^[2] 一名发言人的社交媒体帖子，由此成为两个政府公开争执的议题。

这场交锋呈现了所谓战狼外交的运作方式。强烈的道德指控先占据注意力，对方抗议之后，中方又把抗议当作继续反击的材料。最容易传播的是谁羞辱了谁、谁要求谁道歉，具体交涉则被放到次要位置。外交官对外发言，也成了向国内展示强硬的政治表演。

同一句话进入不同受众那里，产生的价值未必相同。被指责的外国政府可能认为它损害交流条件，国内支持者却可能觉得它证明中国终于敢于反击。外交语言因此拥有了两套评价：它有没有推进外部目标，以及它有没有在国内表现出足够鲜明的立场。

当第二套评价占据优势，激怒对方本身就能被解释为成功。外国政府越愤怒，传播时越容易突出中方让对手失态。至于对方是否更愿意合作、是否调整政策，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检验，也不如一句针锋相对的回答醒目。

这会奖励一种危险的替代。维护国家利益本来需要判断收益和损失，强硬表演却让语气代替结果。外交官只要没有退让，就可以被描述成守住尊严；谈判变得更困难，又可以归因于外部敌意。中共由此获得一套几乎可以吸收任何结果的解释。

组织中的语言偏好，也会影响外交官怎样选择措辞。组织所偏好的语言、可以获得赞许的姿态，以及承认失误的政治风险，都能影响个人选择。公开表现越便于展示忠诚，谨慎沟通就越容易显得不够坚决。

战狼式表达反复把执政党的立场与中国人的尊严连在一起。对一项政策的批评，容易被改写为对中国的侮辱；对外交官措辞的反对，则被当成外国不愿接受中国强大。具体判断因而得到民族身份的保护。

在这种叙述下，国内公众若质疑强硬表态是否值得，也可能被要求先证明自己没有站到外国一边。外交政策本来应当接受本国社会的评估，结果评估者先遭遇忠诚审查。政权代表人民发言，同时又收窄人民质疑这种代表的空间。

国家尊严于是被赋予了很具体的服务对象：维护中共对外行为的正当性。公众承担关系恶化可能带来的不便，却难以要求发言者说明获得了什么。只要继续制造受到围堵的感觉，执政者就能要求更多团结，少谈自身决策。

它还会使外部批评不断返回国内，成为下一轮动员的理由。中方措辞引起反感，反感被选取为敌视中国的证据，新的反击又被解释为被迫回应。关系为何恶化的问题，就这样被压缩成对方始终抱有敌意的故事。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部署国际传播工作。次日央视评论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决策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并采用面向不同受众的传播方式。^[3] 同一套权力体系既可以鼓励强硬姿态，也可以要求提高亲和力。

这说明语气始终是工具。哪一种形象更有用，要服从执政者对局势的判断。对外口吻柔和，并不会自动改变由党决定传播目标的安排；措辞重新激烈，也不意味着公众突然获得了更多政策选择权。

两种要求之间还存在实际张力。对国内最能显示不退让的话，可能让外国受众更难接受；为争取外部信任而作的解释，又可能不如反击场面容易获得国内喝彩。把两个市场的掌声当成同一件事，会使政策判断失真。

若出现需要缓和关系的时刻，先前的强硬表态还可能增加转向成本。公众已被告知退让关系到尊严，官方就需要重新解释为何现在可以接触、谈判或调整。中共越依赖民族情绪证明自己正确，就越需要控制人们何时愤怒、何时接受降温。

赵立坚的推文至少产生了一个清楚的公开结果：澳大利亚总理要求道歉，中方拒绝接受并继续反击。^[1]^[2] 这记录了一场争执，不能单凭争执的强度，就认定中国取得了外交收益。

真正的政策结果需要落在具体事情上。对方是否改变决定，安全和合作条件是否改善，公众是否少承担了成本，这些才是评价国家利益的尺度。把对手的不满一律当成己方胜利，会剥夺社会区分有效施压与无效挑衅的能力。

战狼外交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它把执政者的政治需要藏进国家强大的展示中。强硬表态带来的声望可以由官员和宣传系统领取，关系受损的负担则分散到社会。两者分开以后，继续升级情绪就可能比谨慎争取结果更有吸引力。

外交官应当说明言辞如何服务公众利益。中共却可以让一句回击代替说明，再要求公众把质疑视为不够爱国。只要评价权仍被这样的忠诚逻辑占据，所谓扬眉吐气，就可能成为拒绝核算外交成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