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档案

外籍面孔与隐性背书：亲北京内容怎样借用个人信任

外籍创作者的个人体验怎样被选择、资助或放大，并被包装成独立的外部认可。

为什么外籍面孔更容易获得信任

国家媒体直接赞扬中国政策时，受众知道信息来自官方。外籍旅行者、留学生、博主或评论员讲述个人体验时，内容看起来更像独立观察。相同的观点由不同身份的人说出，可信度会发生变化。这也是外籍创作者在对外传播中受到重视的原因。

问题不在于外国人赞扬中国，也不能因为一段正面视频就推定创作者受到指挥。城市安全、公共交通、移动支付或旅行便利都可能是真实体验。需要审查的是另一条链条：谁提供行程和资源，合作关系是否公开，哪些片段被选择，内容由哪些账号放大，以及个人体验是否被用来否定与其无关的人权或政治事实。

调查报告发现了什么

Freedom House研究了2019年至2021年间30个国家受到的中国政府媒体影响。报告发现，中国国家媒体通过内容共享、合作制作和本地媒体伙伴进入既有传播渠道。相关内容曾出现在30个国家的130多家媒体中，来源标注有时不足以让读者看出内容来自中国国家媒体。^[1]

报告还记录了更接近外籍博主模式的做法。在台湾、美国和英国，研究人员发现与中共有关的机构曾付费或培训未公开关系的社交媒体影响者，让他们向自己的受众推广亲北京内容。报告没有说所有亲华创作者都属于这类安排，但它证明隐性合作并非假设。^[1]

这类内容不一定以政治评论出现。旅行、美食、城市生活和技术体验更容易降低受众戒心。视频随后可能被重新剪辑、翻译和配上强调外国人认可中国的标题。Freedom House指出，对外传播的目标受众不仅包括外国公众和海外华人，也包括中国国内的观察者。外部声音因此可以回流为国内叙事的背书。

哪些机构和传播者参与

中国国家媒体和外交机构生产或推动有利叙事，并通过本地媒体合作、社交平台账号和内容伙伴扩大覆盖。部分外国媒体或创作者接受采访、旅行安排、培训、技术支持或报酬。平台和转载账号决定哪些片段得到推荐。内容进入中文环境后，媒体账号和短视频账号又可能把它包装成外国人也承认的证明。

这些参与者的关系并不总是相同。公开采访、正常商业合作、由政府安排但明确披露的访问，以及隐瞒资助关系的宣传活动，证据性质不同。只有在合同、资金、行程安排、通信或平台归属能够相互印证时，才能判断某个创作者是否参与了组织化传播。

官方如何描述这类内容

中国官方通常把对外内容生产解释为介绍中国发展、文化和现实情况，并把部分外部批评描述为偏见、误解或西方媒体失实报道。正面旅行视频和个人见闻被当作纠正负面印象的材料。从公共外交角度看，让外国人直接观察和表达并不违法，也不必然构成操纵。

争议发生在合作关系不透明时。受众看到的是个人体验，却不知道制作条件、资助来源或传播安排。个人感受也可能被扩大为制度结论，例如用一次安全的旅行证明不存在审查、拘押或跨国压力。个人经历只能证明说话者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体验，不能替代对其他事实的调查。

传播效果和现实影响

外籍面孔为政治信息提供了非官方外观。它能让受众先接受一个生活故事，再把对故事的信任转移到更大的政治判断。对国内受众而言，外国人的称赞还可能带来被世界认可的情绪满足，使转发本身成为表达民族自豪的行为。

这种传播并非总能成功。Freedom House同时记录了记者、研究人员和民间组织揭露合作关系、假账号和不透明内容来源的反制。透明标注能够让受众区分个人表达、商业推广和国家支持的信息活动。

证据能确认和不能确认什么

Freedom House的跨国研究能够确认中国国家媒体扩大内容合作、部分合作缺少清楚标注，以及与中共有关的机构在若干国家付费或培训影响者推广内容。CECC的报告把信息影响活动放在更广泛的海外影响和跨国压力环境中讨论。^{[1] [2]}

现有资料不能据此断定每个称赞中国的外国人都收钱，也不能证明正面体验是虚构的。判断具体视频时，仍需核对创作者、出资者、行程组织者、原始内容、剪辑版本和传播账号。没有这些证据，只能讨论传播模式，不能给个人贴上代理人标签。

资料来源

1. Freedom House 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链接可用

   查看页面截图
2. CECC 中国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报告链接可用

   查看页面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