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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溯源叙事战：责任如何被推向美国

以新冠溯源叙事为案例，分析国家媒体、外交账号和阴谋论如何相互借力。

2020年初，新冠疫情从武汉扩散，病毒来源、早期预警和信息公开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中国国家媒体和外交账号随后放大“美国军方把病毒带到武汉”等说法，把科学溯源与政治指控绑在一起。DFRLab和ASPI记录了这些谣言如何在国家渠道、社交平台和阴谋论社区之间循环，Microsoft也记录了东亚影响行动对高关注事件的反应式传播。^[1][2][3]

病毒究竟如何出现，仍需要科学证据和开放调查回答。公开记录显示，叙事操作在公众追问早期预警、实验室安全和地方隐瞒时，把注意力推向美国和外国敌人。责任问题被改写成阵营斗争，真正涉及中国决策链的事实更难留在议程上。

外部归因替代了早期责任追问

武汉封城前后的信息发布、医生警告和地方官员反应，是中国政府必须解释的公共问题。国家媒体却将讨论引向美国军方、实验室和“生物武器”阴谋。阴谋说法不需要提供完整证据，只需制造怀疑，就能让国内受众把注意力从本国信息链移开。

这不是科学争论自然产生的结果。国家媒体、外交账号和亲政府意见领袖拥有远高于普通用户的传播能力。它们把未经证实的外部指控推入公共空间，再由平台和海外账号二次扩散。中共由此把透明度危机包装成民族防御，把问责者描绘成外国势力的代理人。

国家渠道和平台共同扩大叙事

DFRLab记录了不同国家的信息环境如何互相借力，ASPI分析了社交媒体操纵和协调传播，Microsoft则把相关活动放进东亚影响行动的观察范围。三类材料共同显示，叙事不是一条单向宣传，而是国家渠道提供权威感，平台网络提供速度和范围。^[1][2][3]

传播的目标不必是让每个人相信同一套阴谋。只要公共讨论陷入“美国还是中国”的互骂，早期预警、数据公开和责任链条就会失去位置。信息量增加了，能够用于追责的事实反而被噪音包围。

科学不确定性被政治确定性取代

溯源研究本来允许多种假设并存，并要求公开样本、数据和方法。宣传叙事则把复杂问题压成确定的敌我故事，先宣布外部责任，再寻找可以配合的碎片。中共国家安全话语为这种操作提供了正当性：质疑官方叙事可以被说成损害国家形象或配合外国压力。^[5][4]

结果是科学讨论和政治问责被同时污染。公众很难区分实验室事故假设、自然溢出证据和外交宣传，因为国家渠道故意把它们放在同一场战斗中。真正需要公开的中国境内决策记录，反而没有因此变得更容易获得。

把责任推向美国并没有回答中国问题

现有研究能够确认外部归因、国家媒体和外交传播之间的相互放大，也能确认这些叙事在社交平台扩散。它们不能单独证明病毒的实际来源，更不能替代流行病学调查。从政治效果看，中共把公众注意力从预警和信息控制转移到美国，把追问政府责任改造成对外忠诚测试。

只要这种叙事继续占据议程，下一次危机仍会面对同样的透明度缺口。科学不确定性需要证据，政府责任需要记录，二者都不能由外交口号代替。

资料来源：DFRLab新冠溯源叙事战研究^[1]、ASPI新冠信息操纵报告^[2]、Microsoft东亚影响行动报告^[3]、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5]。

关联阅读：疫情英雄叙事、外部势力叙事、宣传定调、信息封锁。

资料来源

1. DFRLab 关于新冠溯源叙事战的研究链接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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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SPI 关于新冠信息操纵的报告访问受限
3. Microsoft 关于东亚影响行动的报告链接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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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共产党章程链接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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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链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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